“可再生能源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在清洁技术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进入泰国及其他东盟国家。”近日，泰国开泰研究中心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布林·阿敦瓦塔纳（Burin Adulwattana）在上海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国技术的推动下，整个东盟都将受益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谈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带来的经济红利，他表示，商业运作模式有望发生深刻变化。在他看来，统一的“单一窗口”制度将显著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动。同时，海关程序、食品安全和数据监管等领域的标准化，将进一步强化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10月28日，在马来西亚举行第47届东盟峰会期间，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版议定书正式签署。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自2022年11月启动以来，历经近两年时间、9轮正式谈判，于2024年10月实质性结束。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2015年，双方达成升级协议，形成自贸区2.0版，并于2019年全面实施。在自贸区的带动下，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区域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布林表示，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特别是面对美国关税政策给供应链带来的扰动，中泰合作正在不断深化。“不仅是中国企业，全球企业都在寻求对冲生产风险的方式。例如，一些企业已在越南或印尼设厂，但出于对关税政策变动的考量，他们仍会选择进入泰国，以实现生产布局的多元化。这样即使某一国家面临关税冲击，他们也能迅速调整生产地点，从而对冲运营风险。”
10月2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和开泰研究中心在上海联合发布《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白皮书——中泰合作视角下的机遇与挑战》。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对泰国出口额持续增长，中国商品在泰国进口市场的份额稳步提升。同时，中国对泰国绿地投资在2022～2023年连创新高，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电子元件、橡胶加工等行业。
布林认为，中泰合作已逐步从互补性关系迈向战略一体化，中国企业在泰国的投资催生了技术外溢与产业升级机遇，而如何构建“双赢模式”已成为下一阶段区域合作的核心议题。他认为，中国企业应注重本地化融合与文化理解，避免追求短期市场份额而忽视长期社会效益。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利好可再生能源
《21世纪》：让我们首先谈谈刚刚升级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该协定不仅涉及传统关税议题，更拓展至数字经济规则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这些新内容将如何影响中泰企业在各层面的合作？是否会带来不同于传统贸易协定的结构性机遇？
布林：一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正式落地，商业运作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例如，如能建立统一的“单一窗口”制度，将显著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动。当前非关税壁垒仍较高，尤其在东盟内部。推动海关程序、食品安全和数据监管等领域的标准化，将有助于深化东盟内部一体化，并进一步强化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21世纪》：在协定生效后，哪些领域最具潜力？
布林：可再生能源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在清洁技术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将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进入泰国及其他东盟国家。整个区域都将受益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外，在食品安全与监管方面的合作也将为农业部门创造更多对华出口机会，这对泰国乃至整个东盟都十分重要。
泰国应大幅简化行政流程以吸引外资
《21世纪》：让我们谈谈泰国的投资环境。有分析认为，泰国在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等方面不如新加坡有吸引力。在你看来，泰国具备哪些独特的竞争优势？
布林：在证券投资方面，我们确实仍有提升空间。但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激励政策方面，我们并不比许多国家逊色。与新加坡的主要差距在于非关税壁垒和监管层面，例如许可证审批时间、法律与监管体系的复杂性等。在法条数量方面，我们并不处于劣势，但实际操作中常出现审批滞后、结果不确定等问题。我认为，推进政府流程数字化将有助于显著改善这些状况。
《21世纪》：在你看来，泰国政府可能采取哪些措施以进一步吸引外资？
布林：关键举措包括提高透明度、推进政府流程数字化，以及将法律法规更新至国际标准。新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当前任期只有四个月，时间有限，但我相信他们会启动相关改革。在国际竞争环境中，我们必须持续优化，才能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
《21世纪》：是否有针对高科技或绿色产业推出定向激励措施的讨论，以提升泰国作为投资中心的吸引力？
布林：是的，我们确实在重点引进一些战略性产业，并鼓励开展收购与合作。但根本仍在于推动监管体系的现代化与更新。虽然重点产业会获得优先考虑，但最终成效仍取决于体制后端的改革，核心是消除政府法规与法律体系中的各类障碍与摩擦。
泰国政府亲商政策方向并未改变
《21世纪》：泰国新政府上任带来的政治变化，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等外部因素，是否会影响外资信心？
布林：近年来，受区域冲突影响，东盟作为供应链中心的整体吸引力有所下降。但对泰国而言，无论哪届政府执政，长期奉行的亲商政策方向并未改变。现任总理本身具有企业家背景，深知应如何克服障碍，推动泰国迈向更高发展阶段、释放增长潜力。因此，我仍对未来抱有信心，尽管当前政府任期只有四个月，时间较为紧张。
《21世纪》：所以你认为，泰国能够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稳住投资者的信心？
布林：是的，但这同样取决于下一届政府的稳定性。当前政府将在四个月后迎来选举，新政府届时将产生。不过改革方向已经相当明确：吸引投资、增强亲商环境、降低法规复杂性。我相信任何政府都会清楚这些目标并持续推进。
《21世纪》：从银行业视角看，你如何评估当前投资者情绪？
布林：相较于上届政府，本届政府的政策方向更为积极明确，重点在于减少行政摩擦，并在应对特朗普政府关税等问题上表现更为主动。谈判团队目标清晰，尽管时间有限，他们已公开表示将在未来四到八个月内推动落实相关事项。
不确定性加剧，中泰经济合作仍在深化
《21世纪》：让我们转向地缘政治对区域供应链的影响。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紧张局势，许多企业正在调整供应链布局。这会如何影响中泰之间传统的供应链连接模式？
布林：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泰合作正在不断深化。不仅是中国企业，全球企业都在寻求对冲生产风险的方式。例如，一些企业已在越南或印尼设厂，但出于对关税政策变动的考量，他们仍会选择进入泰国，以实现生产布局的多元化。这样即使某一国家面临关税冲击，他们也能迅速调整生产地点，从而对冲运营风险。
我们还关注到转口关税可能对东盟供应链带来的影响。此外，原产地规则与本地成分核算等问题也需重视。我认为这些将是东盟接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我们在相关规则的执行层面仍有不足。
《21世纪》：你曾指出，中泰合作正从互补性向更深层次的战略一体化演进。双方应如何确保这种一体化持续增强区域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布林：是的，中国与东盟融合的加深带来双重影响。积极的一面是，消费者能够以更低价格享受到中国产品；另一方面，本土生产企业也面临更大竞争压力。
我们更期待建立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现实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是赢家，总会有人承受损失。但我们希望，即便本土企业受到影响，中国企业的进入也能在教育、就业、技术转移等方面带来溢出效应。同时，中国企业的布局也唤醒了泰国企业，促使他们提升效率、加大技术投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而非固守本土市场。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种警示。因此，如何实现双赢将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议题。
希望中国企业深度融入泰国经济
《21世纪》：像开泰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在推动下一阶段中泰合作中将发挥哪些作用？
布林：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本地供应链。凭借对本地市场的了解，我们能提供多方位支持，包括货币管理，以及应对泰国、越南、印尼等地复杂的法规环境。资金方面，我们发现中国大型企业通常自有融资渠道，但我们可作为合作银行，协助他们应对本地金融法规、运营监管等各类复杂问题。
《21世纪》：在访谈结束前，你对有意投资泰国的中国投资者有何建议？
布林：关键在于理解本地文化。我们欢迎中国企业参与泰国经济，但更希望看到深度融合，而非建立完全依赖中国自身的供应链。应为本地民众创造就业与培训机会，带来更多溢出效应，使本地经济也能从中受益。这是我想强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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